我曾是记者

    期次:第449期    作者:林露露 郝意如 吴丽雪 周玉荣

  2018年11月8日,我国仅有的四个行业性节日之一“记者节”,将迎来自己的18岁成年礼。在同一天生日的董巍,却不再是观礼的一员。今年,是她结束五年记者生涯的第三年。仍怀揣着“铁肩担道义”的新闻理想,仍向往着“妙手著文章”的记者工作,但新时代的纸媒环境,催迫着她做出选择。在纸媒影响力日渐式微的时代,当新闻理想碰上现实压力,记者如何从喧嚣的尘世中走出专属的成功路线?坚守岗位的记者,还在激浊扬清,追逐希望的曙光。选择出走的记者,则在万千道路中择一而从,于困顿中重觅生活的温情。

1990 于流离岁月中守望风光

曹清华  1997年至2001年先后任《福建日报》文艺部和要闻采访部记者现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世纪90年代,中国记者在舆论监督的实践和探索中,以鞭挞丑恶、揭示问题、守望社会的精神,他们获得了职业荣誉与职业梦想的巨大满足。摆脱了脱离事实、粉饰现实的工具阴影,开始意识到以职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和意义。”刘畅,因敢于揭露繁峙矿难而广为人知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道。不同于80年代的记者背负着思想启蒙的传统,90年代的记者是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在这一年代,当记者是一件“风光”的事。上能与政府沟通,下能与百姓交流;既能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也能独立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曹清华就在《福建日报》工作了四年,当他选择离开时,身边很多人都表示不解。

  1994年9月,曹清华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当时几个在厦门报社里任编辑的师兄常回来征稿,在宿舍走廊里大喊:
  “师弟们,给我们写写稿,有稿费的!”读研的三年里,曹清华在厦门的各大报纸发表了好几篇短稿,收入颇丰。毕业后,他入职《福建日报》,先后在文艺部和要闻采访部当编辑。采写、排版、跑车间、校对……除了拉广告,一条生产线上甚至最底层的活,他几乎都干过。
  他写过最多也最爱写的是新闻评论,在电影版、读书版、旅游版等版面都有他的短评刊登。2001年,福建省国际旅行社被国家旅游局取消出国游经营资格。曹清华跑去省旅游局采访,向旅游局市场管理处的一位领导询问被取消的原因。这位领导回应道:“全国都一样,我们运气差。”当晚他便写了一篇短评《“全国性现象”岂能成托词》,发表在《福建日报》第二天的头版。省里的领导早上读到这个短评,当即把省旅游局局长和报社总编辑请来谈话。后来该市场管理处的干部被严肃处理。1994~2001年在厦门与福州期间,曹清华在报纸上发表的短评,林林总总有三十几篇。他称那段时光是“流离的岁月”。
  在流离中,他发现自己还是喜欢读书。“干了一阵子,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做研究做学问,读书最适合自己。当记者就是报道人家的成果,但做研究得出的是自己的成果。”无论是记者还是老师,曹清华都能在工作中收获一份成就感,“当记者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就是要到处跑。”四处跑的记者生涯里,曹清华在福厦高速公路上就经历过两次事故,严重的那次车祸,车翻了,人从车窗里飞了出去,万幸的是,只是折了骨头。

  如今在深大人文学院授课,曹清华不时也会开设新闻写作课。在他看来,由于传统媒体的传播有效性弱于新兴媒体,新闻的载体发生改变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载体的变化反而使新闻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发展空间变得开阔,老百姓能从更多角度了解事件,也有更多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人都能通过互联网看到新闻,也因此,人们对新闻写作提出了新的甚至更高的要求。“手机打败的只是报纸,不是新闻,新闻仍然很重要,新闻人也同样重要。”他谈道,无论是对将新闻视作宣传阵地的政府而言,还是对拥有知情权的读者而言,社会监督功能仍需要无数新闻人的坚守。


2000 攀过黄金时代的山头

刘敬文2004-2010年、2012-2014年任《晶报》记者及公益周刊主编现任维吉达尼品牌CEO

    2003年4月25日,刊登在《南方都市报》中的深度调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拉开了“特稿”、“调查新闻”黄金八年的序幕。《黄河水荒》、《吴敏一辞官下海》、《安徽试点粮改》、《少年阿星杀人事件》、《重庆彭水诗案》、《黑矿主打死记者案背后的利益链》、《重庆最牛钉子户是怎样炼成的》、《周正龙“拍虎”》等优秀的调查新闻不断涌现。作为深度调查的主要载体,都市报业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期。
  “孙志刚事件”轰动全国时,刘敬文还未从深大中文系毕业,但深受调查记者们为揭露真相锲而不舍的精神鼓舞,决心进入新闻行业。刘敬文回忆道,“刚进《晶报》报社的前几年,学习了特别多东西。遇到的前辈都很厉害,光是中国新闻奖得主就有好几个,前辈们珍惜羽毛,尊重职业,全心全意以业务为导向。”年轻记者从不缺一展拳脚的机会。刘敬文则苦恼于经验不足,写稿水平不及其他前辈,于是每天都想着法子充实自己。从业人员的精神面貌,像镜子一样反映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势头。“当时整个行业都很有生机,报纸版面很多,管制比较宽松,收入也不用担心。”直到现在,大家为了一个标题而争得面红耳赤的场景,仿佛还历历在目。
  千禧年初进入新闻行业的记者们,有幸见证了纸媒发展的黄金时期,却也忘不了其逐渐衰落带来的阵阵哀痛。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传统纸媒在发布时效、传播方式和互动活跃度等方面的短板逐渐显露,阅读的碎片化倾向也令深度调查成为“明日黄花”,都市报的黄金时期一去不复返。面对整个行业步履维艰的情形,这位从业三年便成为首席记者的年轻人,也难免感到迷茫。不愿在迷茫中随波逐流,刘敬文决定给自己放个假。2010年,他一头扎进社会工作,加入非营利志愿组织NGO。经过一段时期的冷思考,热情犹在的刘敬文回归记者岗位,却发现新闻行业没有迎来新气象,记者们惶恐迷茫的情绪像传统媒体的颓势一般掩饰不住,风华正茂的年代似乎一去不回。意识到新闻的生命不会仅仅停留在纸上,做了整整8年记者的刘敬文选择去拥抱另一片天地。
  离职后的自主创业对刘敬文而言,是“突然爆发的意外”,不存在潜心策划,完全始于机缘巧合。在NGO工作期间,他曾参与援疆。一天他在南疆乡村不慎迷路,被热情的维族老乡带回家后,发现当地的农户们由于交通闭塞,家中的农产品大量积压。他于是决定借助互联网,帮助这些维族农户售卖农产品。刘敬文和几个同伴在微博上发布了几条相关讯息,未曾想引来众多明星名人转发,甚至还有投资人联系刘敬文,希望投资这个项目,创业由此开始。

  刘敬文所在的“蓝衣”记者群里,群内几百人,绝大多数现已离开传统报业。大家的去处多样,其中的佼佼者邓飞,原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调查记者之一,目前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公益领袖。他发起了免费午餐、微博打拐、中国乡村大病医保、“暖流”计划等知名公益项目。其中,免费午餐项目影响了国家的政策走向,被誉为中国公益慈善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亲爱的》,其原型即为邓飞微博打拐项目帮助的彭文乐家庭。


2010  凛冬已至  揣着理想出走

董巍  2010年至2015年任《晶报》记者 ,现就职于深圳市某事业单位


墨林(化名) 2017年任深圳报业集团深度部见习记者,现任某新媒体编辑、记者


董巍从小就对新闻和传媒心怀向往,后参加艺考正式开启播音主持的学习历程。大学四年的寒暑假,她常去央视、卫视实习。毕业时发现主持行业已经趋于饱和,一向有主见的她决定“退而求其次”转战传统报业。董巍于2010年来到深圳,加入深圳报业集团时,纸媒已被大众视作夕阳产业。坐地铁的人不再读书看报,转而把头深深埋向手机屏幕。传统纸媒的广告收入直线下降,发行量大幅萎缩,发行收入明显减少,整个行业似乎被互联网和移动终端逼得无路可走。
  记者这份工作虽不是董巍的第一选择,但她无比珍惜。“刚刚工作就拿2000多元的工资,还有奖金,我已经很满足了。当时很多在广电工作的同学还是临聘人员,根本没有工资拿。”想起年少时的天真,如今气质沉稳、一身职场打扮的董巍忍不住笑了。“当时我既不是新闻系、也不是中文系毕业。电视台和报社新闻稿的写法、传播角度和受众完全不一样,没有人带我,只好参照前辈,并凭着大学修读的为数不多的新闻学课程,慢慢学习,积累经验。”董巍坦言,自己作为一个“门外汉”,最初的新闻理想可能不及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但记者节出生的她,相信自己“天生就是做记者的料”———性子直、提问尖锐,对新闻事业的深厚感情也在工作中慢慢建立。
  “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我”的工作模式、高温天气下“深圳一日游”的工作内容,她习以为常,“用爱发电”。在职期间,她自己跑出了《晶报》“互联网+金融”的新闻线。2015年,董巍离开报社,并非因热爱不在。“每天出门都能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接触新鲜事物,发现不同人生的不同精彩,媒体工作给我带来的自我认同感、成就感是我后来在其他行业都不曾拥有的。”她直言,行业危机导致的广告压力,是致使她出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小部门间复杂的办公室政治与不合理的奖金分配。另外,收入和生活成本不成正比,也令董巍意识到,即使再热爱这份职业,也是时候回归现实了。
  2013年,和董巍一样曾有过“播音主持”梦想的墨林,入读深大传播学院新闻系。也是在这一年,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升级与定型,数据统计功能正式上线,自此公众平台的用户、发布数据等得以量化,阅读数和点赞数也被当做衡量文章传播力的指标。广告商们看到流量,自媒体人看到商机,掀起内容创业的新浪潮。随着信息获取渠道增多,大众对传统媒体的关注和依赖逐渐减弱。大学四年间,墨林见证媒体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新闻人的责任感与正义感”驱动着她投入传统媒体的怀抱。
  进入报社让她离新闻理想更近了一些,有机会写些真正有意义的稿子,但报社对稿件的限制和繁重的业务量让她自由发挥的空间越来越逼仄。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一步步吞噬着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要在市场中谋求一席之地,报社与记者都亟待与时俱进。寻求业务维持报社经营、参与报社新媒体运营等工作渐渐成为了记者肩上的重任。
  此外,为顺应大环境变化,报社管理的变动也是对记者的一大挑战。为控制支出和把控稿件质量,墨林实习的部门决定遣散实习生到其它部门工作,与墨林同行的三个实习生,均被分配到了其他部门当跑线记者。而她也在“去其他部门工作”和“离开报社”之间犹豫不定。“一方面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深度报道;另一方面又迫于现实的无奈,报社关于报道题材和方向的限制很多,就算留下来,有机会转正,也可能做不了自己想做的选题。”怀揣着新闻理想的墨林,最终选择离开,投入新媒体的浪潮中。“现在所写的稿子更像评论,外出采访的机会也比较少,跟做深度新闻还是很不一样。”尽管有些遗憾,墨林仍努力地顺势而为。其身边从新闻系毕业的同学,大多去了政府部门、国企或新媒体公司工作,在传统媒体中当记者的少之又少。
  董巍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一直有着清晰的规划。“人在40岁之前如果一味求钱的话,40岁之后很难有所得。”如果说当记者是她对理想的勇敢追逐,那么离职则是她对未来的理性考量。过了不计较收入和付出的阶段,也是时候开启储备积蓄的进程。董巍的职业规划中,五年是一个坎。距离2015年入职深圳市某事业单位已有三年,如今的她即将面临下一个瓶颈期,这让她有些许的焦虑。一方面,每日窝在办公室里,鲜有机会接触新鲜事物,这让信奉“走出去才有更多机会”的她感到有些郁闷。另一方面,因年龄原因,她很难不受世俗眼光的影响,不得不考虑个人家庭问题。“我从不后悔进入传统媒体工作,也不后悔从传统媒体走出来。等我实现了财富自由,说不定会回归媒体行业吧。”董巍开怀地谈道。
后记
天高海阔 长夜将明
传统报业犹如一条雄伟却破烂的大船,尽管仍留着辉煌的外壳,内在的承载力却日渐降低。船上的乘客中不乏迷茫困惑者,不知何去何从。但也有许多乘客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报业日薄西山,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记者从纸媒离职,不过是一次自然而然的“迁移”。
  许多过去在传统报业工作的记者出走之后,仍然以不同姿态活跃在新闻领域。在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下,每个企业都需要新闻工作者,每个行业都有发声需求。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均有自己的新闻队伍,把娱乐、慈善、文创等和新闻结合起来,收获颇丰,如腾讯、新浪便在新闻市场上不断开拓创新。与此同时,纸媒也未必走投无路。
  当“新闻垄断”这条“排他”之路无法走通时,深度卓越、视角独到、权威可信、优质高标的“高精尖”路线也许将成为纸媒发展新方向。除此之外,基于自身优势,将纸媒与新媒体数字传播结合,实现跨界整合亦是许多传统纸媒正在走的转型路。靠垄断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纸媒唯有靠质量与深度生存。在这浪潮之下,记者或主动出走,或被动裹挟,都在走向新的新闻世界。正如刘敬文所说:“媒体这个行业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作为社会的第三力量,其监督社会的黑暗面并维护社会的公正。我们不可想象一个社会没有媒体,而且媒体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强。年轻人进入媒体行业,要相信它一定不会消亡,会继续蓬勃地发展下去。其存在形态也许会发生变化,不再停留在纸上,但是会通过不同新媒体,如短视频、直播等不同媒介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