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教授余海波与女儿合拍的反映深圳大芬油画村画工生活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在欧洲院线上映

我的生活是我最好的作品

    期次:第419期    作者:郑燕玲


  余海波是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客座教授、《深圳商报》图片总编辑,2016年8月,他与女儿合拍的一部反映深圳大芬油画村画工生活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在欧洲院线上映,反响热烈,该片入围了2016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2017DocPoint赫尔辛基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获得了2017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中外合拍长片奖、第 14届日本 SKIPCITY国际电影电影节最佳导演奖、TRT土尔其国际电影电影节国际纪录片长片奖。
  其实早在2005年,余海波就曾将镜头对准大芬油画村的画工们,他的作品《中国大芬油画村》获得了第49届“荷赛奖”艺术与娱乐类二等奖、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被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等艺术机构永久收藏,2011年参加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75年典藏展,得以与20世纪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杜尚、达利、毕加索、韦斯顿等的作品同堂展出。余海波从事摄影已经30余年,他在大学期间的作品《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系列获得了第15届全国摄影展览“个人艺术风格”大奖,被理论界称之为“中国超现实主义摄影的先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成为深圳的移民,从此专注于纪实摄影,将触角深入到了深圳的方方面面,从城中村的移民生活、酒吧青年的激情故事到交易所中的股民、在传销中受骗的生意人,摄影将余海波与深圳这座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与余海波的对话中,他屡屡提及摄影与认识社会、体悟生命的联系,对他来说,摄影要抓住的不是表象,而是影像中蕴含的生命力量与人文精神。采访期间,余海波还向我展示他将要出版的新书《模糊的边界》。

 


【关于深圳】对于勇敢者,城市没有关门的时候。
  拍深圳几十年,您觉得深圳变了吗?
  应该说深圳是中国变化最快的城市,我1989年来到这里,一直做摄影记者,看到了深圳奇迹般的发展,也让我感到自己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纪实摄影既反映当下,也为将来作影像实证,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深层联系。城市由人组成,城市在人的作用下发生变化。通过摄影的纪录和摄影者的参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移民内在的精神和生命创造力。流水线上无休止的劳作,夜幕中的奔波、放纵与呐喊,出租屋里孩子朗朗的读书声……这一切都会让我情不自禁为之动容,吸引我去感知、参与和拍摄。


  随着深圳物价、房价的提高,人们到深圳来的门槛越来越高,很多人认为“深圳的门慢慢关起来了”,您认同吗?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门槛,最早时期的深圳只是荒地一片,什么都没有,物价、房价很低,但那时的门槛也是很高的,那门槛就是你的勇敢:你是否能够敢于献身你的梦想?是否能够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付出自己的力量与智慧?第一批移民来了,他们从零开始创业,当年,深圳市区到处是大工地,人们在无序的噪声中看着新楼崛起,你会感觉到这里“神马”都可能发生。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被颠覆,也在物质、财富、消费的折磨中,完成了精神的分裂与平衡,你说这种连接生命般的门槛是高还是低?
  随着城市的转型、物价的提高、人群中各类关系和形态的复杂化,当新的移民来到这个城市时,城市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更加优越的城市条件,他们就要面对其他新的困境。城市没有关门的时候,对于勇敢者,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个世界永远是敞开的,对于一些懦弱者,门槛会越来越高。

 

很多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您怎么看?
  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原来只是一个边陲口岸小镇,特区的创办吸引人们来到这里,其实都是来开荒的。城市不断在扩容,扩容后的深圳展现出全新的面目,有新的建设、新的符号,各种区域文化在这里汇聚,除了内地的移民,还有香港的、外国的,这让深圳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综合体,呈现出的是一种移民文化。深圳的吸引力就体现在它是全新的,它给你一个新的空间,让你来实现你自己,有新的可能性,所以更有魅力。这个城市对每个人发出的新的召唤,与每个人的梦想有重要关系。


  那您怎么理解深圳精神?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精神,深圳精神是勇敢与探索的精神,它有巨大的空间让你去想象和创造,它让你能够在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下去创新。这也是深圳人的一个特点,许多寻梦人在翻腾的经济浪潮中搏击,这种博击究竟能给他们的明天带来什么,谁都不知道。很多人可能还来不及思考,便开始在“杀出一条血路”的号角声中滚爬,要么成功,要么倒在血泊中化为黄土。

 

【关于影像】关于影像我的生活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您原先是从事观念摄影的,后来为什么转向纪实摄影?
  我曾热衷于观念摄影,展现自己对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剖析,并且提出一些话题引发深层的探寻。1984年我用数十幅照片、画报拼帖在一起完成自已的第一幅影像作品《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学时,我渴望寻找到对生命本质的认知,用人性的角度去观看人和社会,寻找隐蔽于内心深处的无意识主体,在那个时期我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的是无规则的梦幻般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方式,表达了人与自身的多种矛盾、现实与非现实的对峙和冲突。
  来到深圳之后,我进入一个宏大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幻觉般的社会现实与梦想,不断地发生着冲突,本身就让人感受到超现实的意味。我的摄影开始转移到在大社会背景下对人的关注,我带着一台小型胶片相机行走在人群中,每次拍照我都会发现新的震憾,看到不一样的生命联系:失望、梦想,破碎、重构。你会发现社会现实中有更深刻的内涵,纪实摄影能从生活的源头来观看生命本身,通过真实的东西来呈现一种观看视角,这对我来说更有魅力。我的生活是我最好的作品。


  您为什么坚持黑白摄影?
  黑白底片我用了20多年,它有一种特殊的影像魅力,将彩色浓缩为黑白灰,增加影像的力量感。


  现在摄影越来越普及了,您怎么看?
  由于科技的发展,照相机、手机等各种拍摄器变得越来越简单便宜,摄影门槛会越来越低,而我们的观看态度和思想高度的要求在提高,摄影家的新的观念和新的发现会让摄影门槛越来越高。摄影的魅力体现在时间性上,它记录的是时间,记录生命体的瞬间,记录社会变化。摄影家是有独立思考的,他通过摄影呈现自己对自我、对社会、对生命的认知和感悟,通过照片留下生命轨迹。每个人都会写字,但作家就不一样,他有连续性的观察、思考、表现。


  拍摄大芬油画村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怎么还会想拍成纪录片?
  2005年,我走进了大芬油画村,看到画工们在画室里昼夜临摹着经典名作,我似乎感受到了东西文化在千年时空中的穿梭,感受到一种现实与精神空间的特殊联系。我开始对画工进行深入了解,我发现绘制欧洲名画赋予了画工新的想象,使他们建立起新的梦想。纪录片的表达方式使故事丰富,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展现画工的心理轨迹。拍摄纪录片的6年,也让我们父女对彼此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在深圳,每一位移民都是一部书,有着复杂的生命故事,这也影响了《中国梵高》这部片子的气质,它不只是一部中国纪录片,也展现了在当前资本、商品、文化、人口全球流通的背景下,发生在中国的、但与世界紧密相关的故事。大芬画工所复制的世界名画销售到全球,一幅出自湖南一画工的画,在荷兰出售,最后挂在了一位南非水手的家里。所以赵小勇(《中国梵高》纪录片主角)去荷兰看真迹了,当时想那是个梦,但现在看来,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不只他的画到了世界的另一端,这个画的生产者终有一天,也会站在世界的另一端,回望他成长、工作和土地,从新认识自己。
  关于城中村这里让我感动,就是因为真实。


  学生说您比较喜欢城中村题材,那您一开始为什么会关注到城中村?深圳的城中村有什么特色?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中村体现城市与村庄的融合,隐藏热切的想象与现实的错位,我开始城中村的拍摄是在1989年,那一年我住在城中村里。深圳城中村有当地人,但更多的是移民,早期深圳受到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影响,时尚的、传统的、现代的各种生活方式集中呈现在这里。
  那时我身上带着相机,每天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小商贩、保安员、打工妹、邮递员。在福田、罗湖、南山,城中村都非常集中,城中村里有早期祠堂、客家老建筑,有大排档、卡拉OK、录像厅,这些都是当时深圳特有的。
  你每天可以看到不同地域的寻梦人拉着行李来到这里,感觉到这里每时每刻都游荡着流动移民对明天的梦想。这里有多重身份、多重视角、多重文化,让你体会到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具有颠覆意义的生活方式,将你的思维和行为不断刷新。所以,对于这个充满真实感的地方,从社会学、人类学、摄影的态度和方式去观看,都有着太多的故事,所以很多同学报这个选题时,我还是支持他们去做。


  如果有一天深圳的城中村消失了,城市是否会变得不一样?
  也许有一天深圳的城中村会消失,我想那时深圳会失去很多故事和记忆。城市转型了,比较真实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少,不同的人在城中村里都是很真实的,那里让你感动就是因为它很真实。
  关于“模糊的边界”
  以对生命及其过程保持敬畏的态度拍摄,就仿佛和许多人共同经历着的时光。


  模糊的边界指的是什么?
  模糊的边界,其实指的是城市的边界,城市扩张,边界也在模糊。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物质的快速增加,人的各种认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面对成功、失败、挣扎、分裂、融合、消亡、繁育、新生的勇气与自信以及梦幻与现实那种难以交融的渴望,价值观、消费观、道德观、认识态度都将我们原本早已认为很清晰的东西变得不清晰了,形成了一道“模糊的边界”。
  我们经历了一个快速转变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原本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下,后来一下子变成了市场化经济,物质消费极大地冲击着原本的慢生活,每个人都站在梦想与现实、财富与虚幻的边界上观望寻找。

 


  您是如何保持不模糊的?
  了解自己,告诫自己,保持自己。我也会通过摄影,在镜头中观看自己,再各种各样的拍摄对象那里,获得一些启示。


  您对于摄影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摄影带着我前行,我也再摄影中感悟着生命的深层含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命运的希望的促使下不停地行走着,生命既漫长而又短暂,似乎看见了它却怎么也摸不着,或是只在梦中才能触手可及,才能享受那份精神的喜悦。
  我做了几十年的摄影记者,摄影记者是穿越社会的眼睛,他们通过摄影直面生命形态。几十年来,也是因为摄影,让我看到了艺术与生命的深层融合。以对生命及其过程保持敬畏的态度拍摄,就仿佛和许多人共同经历着的时光。